這不是一個揭露現實的荒誕小品，也不是討伐人性的控訴宣言，更不是否定人與人之間關系建立基礎的悲觀演繹，影片從最本質上來說是對自我，或者說主體無法獲得價值認同后只能依賴客體與他者來獲得某種精神安慰的客觀呈現。為了加強表現力，電影通過兩人差距懸殊的婚姻放大了主體的特殊性，使得這種私人化的行為難免蒙上了政治指涉，因此具有更高層面的社會意義。艾米和阿里的恐懼無法與主體相對應，因為這不是他們自身衍生出的結果，而是在他人的指認中不斷發酵而成的不自信，一種害怕成為局外人的恐懼。吞噬靈魂的不是使他們恐懼的客體，而是恐懼的存在本身。主體永遠無法脫離社會關系而確立自我價值，電影多次出現鏡面企圖使主體正視自我，但這只是徒勞的呻吟，因為通過鏡子看到的仍然是他者眼中的自己，甚至在極度不適的凝視背后，我們觀眾也無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