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23 UME 在橫光利一和虹影的對話語交織中，婁燁標志性的手持攝像機打開了一個實驗性通路，即彌散在布爾喬亞生活和時代巨變之中的人的“新感覺”。不過這一前置的媒介議程，幾乎是自殘性地讓作為戲中戲的話劇所要求的舞臺空間完全消失，或許導演對這種邊界的消失感到得意——亦真亦假，亦夢亦幻，觀眾無法分辨何處是電影，何處是戲劇。不過導演似乎忘了，這一效果所服務的，應當首先是電影的敘事。可以說從張頌文一嗓子吼出來之前，人們并沒有準確地獲知影片的節奏和氣口，乃至主要的故事走向，而是溺于電影所營造的舞臺內外的幻景之中。于是到了影片最后五分之一敘事強度突然上來的時候，原先的神秘感被生生地打斷，一切都變得像抗日神劇——而且是沒有共產黨人的抗日神劇，而最后的反轉/背叛，顯得很弱，氣若游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