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過程中逐漸感覺到2D動畫的合理性和與紀錄片結合的無限潛能。動畫本身構成了被紀錄對象的安全空間，在保持匿名性的同時放大了表現力，使主角既他生活中的人都免受影像的暴力，而這種暴力正是在被送到愛沙尼亞前碰到的客輪上的乘客掏出相機時對難民施加的暴力，尤其是當創作者清楚TA 所紀錄的故事將展示給更「主流」的觀眾，也即會將口述者視為他者的人群時。更有趣的是，在當不同風格的動畫、found footage 逐漸 come together 的時候，觀眾又能意識到這部影片的工作方法確實是紀錄片的工作方法，它與《我在伊朗長大》的出發點和視角是相當不同的，因此在成片中需要注意的問題也就不同。本片至少說明，作為一部主要有動畫構成的私人史雖需要有說服力，但這種說服力可以不仰賴「紀錄影像作為證據」這種傳統且有問題的思路。